1969年，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的果园里，一位身形佝偻、腿脚微跛的老人缓缓摘下旧军帽，抬头望向北方天际。风吹过泛黄的果树枝叶，也吹白了他的鬓角。在这里，他已经默默劳作、蛰伏五年。
农场里没人知道他的过往，没人称呼他将军、司令。普通工人只唤他“老王”“老王副场长”。没人知晓，这个终日修剪果树、打理农田的朴素老人，是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功臣，是二野赫赫有名的猛将，是令无数敌军闻风丧胆、有着“王疯子”之称的开国中将王近山。
五年前，一场私人婚变，让他从人生巅峰骤然坠落。大军区副职、公安部副部长职务尽数撤销，中将军衔降为大校，党籍被开除。一纸处分，将身居京城权力中枢的百战名将，直接打落到河南乡村的黄土农田之中。
五年田间蛰伏，他从未消沉放弃。1969年，眼见国内局势趋于平稳，蛰伏五载的王近山决意放手一搏。他连夜写下三封亲笔信，分别寄给老部下肖永银、老战友许世友和毛泽东主席。这三封信，是他绝境翻盘的最后筹码，承载着一位落难战将重返军营、为国效力的全部期盼，前路未知、成败随缘，却也是他唯一的希望。
五年前，一场婚变，把他从权力的顶峰，直接摔进了泥土里。军衔，撸了。党籍，开除了。职务，没了。他就这样，从一个中将，变成了一个副场长，从北京，搬到了河南的一块农田边上。
但这一年，他动了心思。他铺开纸，写了三封信。一封给老部下肖永银，一封给许世友，一封给毛主席。他知道，这三封信能不能送到，能不能起作用，全看命。这是他最后的筹码。
放牛娃参军，打出了个王疯子
1915年，王近山（原名王文善）出生在湖北黄安县（今已更名为红安县）高桥许家田村，家里穷，穷到放牛都是奢侈，更别提读书。他几乎是在土地里滚大的，晒黑了皮肤，也磨硬了骨头。
1930年，他15岁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战士。这一年，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打多少仗，也不知道自己会在战场上活下来，最终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。他只是跟着队伍走，然后开始打仗。
打仗，是他最不含糊的事。他敢冲，敢拼，不怕死。王近山在战争中负伤，与敌军共同抱着滚下悬崖并生还，同志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：王疯子。这个名字，不是骂他，是服他。打起仗来，别人往后退，他往前冲。别人觉得打不下来，他偏要打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王近山在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战斗后身负重伤，住进了129师医院。就是在那段时间，他认识了129师医院的护士韩岫岩，两人相爱，走到了一起。这段感情，在战火里开始，也将在和平年代里，以一种谁也没料到的方式，走向裂变。
解放战争里，王近山打的仗，说出来都是硬仗。邓小平后来说过，二野在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，许多最后都是王近山去完成的。这句话，是评价，也是历史。
1952年秋冬，朝鲜半岛，上甘岭。这场仗，打出了中国军队的气魄，也打出了王近山的名字。范弗里特发动金化攻势，每天向上甘岭高地倾泻几十万发炮弹，山头都被炸平了，阵地几乎被打成了一片废墟。危急时刻，王近山下令：调李德生第十二军两个师四个团返回前线，增调一个喀秋莎炮团，死守阵地。这一守，43天。上甘岭没丢。
1955年授衔，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荣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军装笔挺，勋章锃亮，前途无量。但谁也没想到，高光之后，是一场急速的跌落。
婚变——一场私事，引爆了政治地雷
王近山这个人，打仗无所畏惧，却在家庭这件事上，彻底失了分寸。他和妻子韩岫岩的婚姻，走到后来，已经是裂缝处处。
事情的导火索，是妻子的嫡亲二妹韩秀荣。王近山与韩秀荣跳交谊舞，被妻子韩岫岩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。韩岫岩四处投诉，韩秀荣被妇联带走，以生活作风问题被强制送往内蒙古，不允许返京。
王近山知道后，极为愤怒。妻子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妹妹，他无法接受。他提出离婚。这一步，踩进了一个他没有意识到深度的坑。
当时，中央正在严肃整治军队高级将领进城后抛弃原配、另觅娇妻的风气。政策的高压线摆在那里，王近山的婚变，被当成了典型案例。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替他说话，或者说，没人敢说话。
处分，一条接一条下来。撤销职务，降为大校，开除党籍，下放农场。四道令，把一个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直接打成了河南黄泛区农场的副场长。
从北京到河南西华，不过几百公里的距离，但对王近山来说，那是从云端到泥地的距离。以前有警卫、有车队、有电话，现在有的是果园、农田、和一片沉默的天空。
王近山虽然是犯了错误的人，组织上也并没有完成抛弃上，看着他孤身一人去河南，组织出面，希望曾当过王近山勤务员的黄慎荣跟着他去农场，继续照顾他的生活。当地组织为他们补办了结婚证，黄慎荣就这样，成了王近山最后的伴侣。
农场五年——将军学会了修剪果树
黄泛区农场，地势低洼，风沙大，冬天冷，夏天热。王近山被分配管园艺。一个打过无数仗的中将，开始学怎么修剪苹果树。
他不懂就问，不会就学。慢慢地，他摸出了修树的门道，哪根枝该留，哪根该剪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工人们有时候看见他，觉得他和普通农场工人没两样：一顶单军帽，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，走路腰杆笔挺，只是步子略有些跛。
那条腿，是战场上留下的。子弹穿过，没能再完整。他带着这条腿，走遍了农场的每一块地。
动荡开始后，农场也没能幸免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认定王近山在运动中站错了队，他的副场长职务也被撸掉了。没有任何职务，没有任何头衔，就连这个农场里最小的官帽，也从他头上摘走了。
但王近山没有崩。他依然每天去果园转，看看树，摸摸土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求饶。认识他的人说，他那时候的状态，用两个字概括：等待。
他在等一个机会。等国家的形势变，等有人记起他，等一扇被关上的门，重新打开。
这期间，他没有断联系。他托人打听，通过各种渠道，设法让自己的消息传出去。他的老部下肖永银，当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，没有忘记老领导。肖永银让人带话给王近山的儿子，转告四件事：第一，向他问好；第二，不要参与任何行动；第三，写信给中央；第四，等待时机。
这四条，是老战友的忠告，也是保命的指南。王近山把这四条记在心里，一条不差地照做了。
1968年，他觉得时机到了。他铺开纸，一口气写了三封信：一封给肖永银，一封给许世友，一封给毛主席。信里，他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，提出一个请求：想回部队，想继续为国家做事。
他不知道这三封信能不能到达目的地。但他知道，不写，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
放虎归山——许世友拍胸脯，将军重出江湖
肖永银拿到信，直接找了许世友。许世友和王近山，都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老人，一个战壕里滚过，感情不一般。许世友看完信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把信收了，等待时机。
机会在1969年的九大前后出现了。许世友得以见到毛主席，当面替王近山说话。他告诉毛主席，战争年代有几个能打仗的人，现在日子很不好过，其中一个是王近山，一个是周志坚。他说，这两个人虽然有错，但处理太重了，应该恢复工作，给他们一个机会。
据回忆记载，毛主席听了，微微一笑，略作思考，随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放虎归山，哪个军区敢要嘛？
这句话，说的是王近山。虎，是认可，也是顾虑。这个人能打仗，但性子烈，脾气硬，不好管，放出去了，谁能压得住？
许世友当即立正，拍着胸脯：主席，我们南京军区敢要！
这一句话，掷地有声。许世友用自己的信誉，替王近山担保了。毛主席点头，嘱咐周恩来处理此事。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1969年，王近山收到了复出的通知。他坐火车从河南出发，抵达南京。火车站站台上，肖永银、尤太忠等一批老部下站在那里等他。时隔五年，这些人再次见面，没有寒暄，没有眼泪，只有握手，只有沉默里的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许世友更是亲自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，让给刚复出的王近山。这个细节，把许世友对老战友的那份情义，说得比任何言语都清楚。
1970年，王近山被正式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。他重新穿上军装，重新走进作战室，重新开始工作。他对身边的参谋说，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鸡毛蒜皮，要成为活地图、活字典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当好司令员的帮手。
最后的岁月——南京军区，将军走完了最后一程
复出之后的王近山，不再是五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副司令员。他安静了很多，稳重了很多。那五年的农场生活，把他身上某些锋芒磨去了，但骨子里的军人气质，一点都没变。
他重新投入工作，全身心扑进去。但身体，已经开始出问题了。
1974年，他被确诊为胃癌。这个消息，他没有大张旗鼓地说，还是该上班上班，该开会开会。病魔从内部慢慢侵蚀他的身体，他却硬撑着，不肯倒下。
1978年5月10日，王近山在南京病逝，享年63岁。南京军区，是他人生最后工作过的地方，也是他在战场之外，打过最后一场仗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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